二 写作的 “文笔”问题

这要从一个故事讲起。1982年夏天，我刚到单位上班。第一天下班的班车上，我的邻座不认识我，问我从何而来，学何专业。我说是中文系。他说了一句：“中文不是专业，你要想办法进入专业研究。” 后来我知道，问话者是综合局长杨坤泉，曾经是分管农业副总理的大秘书，是单位里重要的笔杆子，是那几年有关中央文件、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执笔者。大家知道，那时中央连续有五个一号文件，杨坤全第一个一号文件的主要执笔人，也是后边几个文件的重要起草者。他的话，对我是个很大的触动。后来的工作经验也验证了他说的话。

刚工作时，我做办公室秘书，也叫值班秘书，文字工作具体琐碎，如电话记录、谈话记录、会议记录、会议通知、会议材料整理，但也不那么好应付。因为缺乏专门背景知识，有时连个电话记录也做不好。中央农村工作部门有历史传统，农村政策也有历史过程，涉及到土改、合作化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、60年代的农业政策体制调整、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，接下来才进入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。在许多看来简单的文字工作中，时不时要涉及到有很多人，很多会议，很多事件，很多文件。领导们在讨论时可以提到某些事件、人物、会议，都直接关系到政策背景、历史事件、高层争论等情况。缺乏这些背景知识，做记录时就听不明白，后边会直接影响会议纪要、会议总结。有时候领导让你打电话，请一个人来开会，这个人可能是个50年代在农村政策研究很有影响的人，你可能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，领导就会不满意，也影响工作效率。

我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，这些专门知识不是文字水平问题，但影响文字工作质量。这需要了解政策演变、机构演变、政策现状等问题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才能顺利完成简单的文字工作，才谈得上有自己的研究和看法。所以，中文系背景在专业部门做文字工作，看上去有一定优势，缺陷也是天然的。即便一个中文系的博士，也会感到很吃力

上班第一天班车上的对话，不断地被我以后工作中的遭遇所证明。这成为我工作6年后改变专业报考研究生、离开工作岗位去读书的重要原因。

刚参加工作那些年，我有很多机会出差调研，做研究助手。秘书处服务的都是部级干部，政策研究部门的高级干部通常都是笔杆子，都能写文章。跟随过一位副部长叫石山，是抗战前大学生，建国以后一直是分管农业副总理谭震林的大秘书，文革后期是农林部政研室负责人，跟他出差调研，大量工作是为他抄稿子。1980年代上半期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是万里，万里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前边有人起草，我在后面抄写，起草者在抄好的稿子上修改，然后我继续抄，再后边送打印出铅字稿，我则负责校对。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撤销人民公社、建立乡政府的文件，起草过程比较长，我负责文稿校对，头一年秋天，就跑了不下10余次印刷厂。

1985年后，我给纪登奎做秘书工作，协助他搞农村调研。纪登奎曾经是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常务副总理。为了一个政策专题，他主持若干座谈会，会后我们汇总情况，我的笔记远不如他的详尽，他很不满意。因为座谈中涉及到的土地、粮食、商业等很多专门问题，我听不明白，笔记也不得要领，虽然那时已经工作了三四年。给中央起草报告时，纪登奎本来想让我写初稿，但我无力胜任，他只得直接自己动手，我只能做些协助。如果是一个很合格的研究助手，在调研座谈之后，两个人晚饭后散步，边走边聊，就能理出思路，然后助手就可以把这个稿子拿出来，而且无需大改。这件事情，不仅现在想起来尴尬，当时就感觉到很尴尬。

1990年夏天，因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，我随原研究室副主任王郁昭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，继续做秘书。开始，这位领导的讲话文章还主要依靠前任秘书，过了两年，我才基本上可以独立承担。这个时候，算起来是参加工作十年头上了。再后来，在政策研究工作中，经常写政策研究报告，也有机会参加起草中央领导讲话稿。2006年我担任第16届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主讲人，不仅要准备讲稿，还负责起草总书记在集体学习之后的讲话稿。为政治局集体学习备课，过程漫长而复杂，经历几次内部讨论，是重要的学习机会。

回顾过去，我进入研究的特点是，起点低、起步慢。为什么慢？一方面，有专业约束的问题，因为原来缺乏专业训练，如学农业经济专业的进入就快；另外一方面，也有个人资质原因。但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自我评估，我在学习上还是比较努力的，研究上还是比较执着的。近40年来，不论在哪个时代，不论在什么岗位上，对于研究工作孜孜不倦，堪称心无旁骛。在工作岗位写作之外，也积极努力发表文章。不仅写研究文章，也写过诗歌、散文，不断退稿，继续投稿，似乎有一点屡败屡战的精神。

1990年代初期，中央机关掀起了下海潮，不少同事选择下海。我的领导问我是否愿意经商，他可以出面在深圳、海南办公司，他曾经做过省长，有不少资源关系。我说没有这个兴趣，也没有这个能力，以后只想做研究。虽然当时我做研究没有出来名堂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做研究的潜力。1994年初，我要求从秘书岗位下来，面临的选择就是，如果想从副处级提拔为正处级，可以去办公厅，继续做行政工作；如果想到研究部门做研究，那就只能按原级别安排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就回到了农村部，因为做专业研究是我多年向往。

就在机关出现下海经商潮的时候，我在研究领域的挣扎似乎也看见了曙光，能够相对独立承担文稿任务了，有些文章也发表了。最初是从领导夫人那里受到了鼓舞。在一次出差的路上，领导夫人告诉我：“老头子回家说，你写讲话稿写得好，读起来顺畅、有力。”我想，这也许是中文的基础起了作用。同样的信息资料，同样的内容观点，如果有好的中文表达，就会有更好的文字效果。这从一个较低层面上说明了“言而不文，行之不远”。所以，不能只说一句话:中文不是专业;还应该说后半句话：中文可以提升专业表达。

中文当然可以是专业领域，但一般而言，中文不能算是专业。公文本身不取决于文字水平，但直接表现于文字水平，所以要重视文字表达。决定文字表达水平的，不仅是遣词造句的能力，而且是文字之外说不清楚的东西。苏东坡所言，“文者，气之所成”，这是在强调，写作是一种综合性因素决定的。南宋诗人陆游曾说“功夫在诗外”，也是这个道理，文章的功夫在“文”外。胡适曾说过，写文章要清楚明白，才能美丽动人。但是，要写得清楚明白，不仅是文字问题，还有思维问题、专业知识问题。想得清楚，才能够说得清楚、写得清楚。

在文字之外，公文写作有更多要求，这是提高写作必须重视的。如，要研究掌握本单位全盘情况，近期工作要点，上级的要求，下级的反映，要有全局的把握，谋篇布局的站位要高，要站在单位领导的角度。这种积累应该是全方位的，既包括过去的，也包括当前的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还需要特别关注本单位工作中的难点、矛盾生长点等问题，在大的部门，甚至不同领导之间的意见分歧，都是文字工作应该注意的。因为文字工作需要协调工作中的意见分歧，或者说，领导层的意见分歧，可以通过文字上的处理来平衡。

在文件起草过程中，特别是在重大政策问题上，通过文字处理来协调平衡领导层意见冲突，从而获得对立双方的共同认可，是对起草者水平的严峻考验。在这方面，我单位当年的领导杜润生，堪称“一代圣手”。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水平，通过关于包产到户、雇工经营等若干政策难题的文件表述体现出来。有兴趣者可以去研究那些当年文件，如果能结合一稿一稿的修改过程来领会，则感悟更深。当然，这不仅是文字艺术问题，也是政治技巧、政策水平、思维境界的问题。简单来说，文笔当然重要，但是，从根本上说，好的文稿要立足于专业研究，立足于思想水平，而不仅仅是文字修辞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图文内容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农政书院”